【案例】

A某是某大學(位于B市)基建處處長，非中共黨員。該大學因為教學工作需要，擬將校內20世紀90年代建設的某報告廳大樓重新進行裝修改造，此工程計劃投入資金數千萬元。A某作為基建處處長，在得知學校準備進行裝修改造后，就有意將消息在一定范圍內散布，希望有社會上的公司前來承接。

不久，當地C建筑技術開發公司實際控制人D某為了承攬該大學報告廳大樓的裝修改造工程，輾轉通過熟人介紹認識了A某，向A某請托幫助其獲得工程項目，并先后送給A某價值40萬元的名表、黃金物品等財物和現金10萬元。A某接受D某請托后，就利用職務上的便利違規操作，使C建筑技術開發公司順利中標了大學報告廳大樓的裝修工程。

此后，為感謝A某在工程竣工驗收和工程款給付方面的幫助，D某又先后送給了A某20萬元現金。后相關問題被人民群眾反映到當地紀檢監察機關，該市紀委監委進行初步核實后，依法對A某進行立案調查，查實其違法事實后，給予了A某開除公職處分，并將其涉嫌犯罪問題移送人民檢察院審查起訴，依法追究其刑事責任。

【解讀】

監察法第十五條第(四)項規定，監察機關對“公辦的教育、科研、文化、醫療衛生、體育等單位中從事管理的人員”進行監察。這是以法律的形式明確了公辦的“教科文衛體”單位中從事管理的人員屬于監察對象，為紀檢監察機關依法對這類人員開展監察工作提供了法律依據。現實生活中，作為監察對象的公辦的教育、科研、文化、醫療衛生、體育等單位中從事管理的人員，主要是指該單位及其分支機構的領導班子成員，以及該單位及其分支機構中的國家工作人員。比如，公辦學校的校長、副校長，科研院所的院長、所長、副院長、副所長，公立醫院的院長、副院長等。同時，公辦教育、科研、文化、醫療衛生、體育等單位及其分支機構中的中層和基層管理人員，包括管理崗位六級以上職員，從事與職權相聯系的管理事務的其他職員;在管理、監督國有財產等重要崗位上工作的人員，包括會計、出納人員，采購、基建部門人員，均屬于這些單位中“從事管理的人員”，因此都屬于監察對象。此外，在這些公辦單位中臨時從事與職權相聯系的管理事務，包括依法組建的評標委員會、競爭性談判采購中談判小組、詢價采購中詢價小組的組成人員，在招標、采購等事項的評標或采購活動中，如果利用職權實施職務違法或職務犯罪行為的，則也屬于“從事管理的人員”，屬于監察對象，當地紀檢監察機關可以依法進行調查處置。本案例中，A某作為該大學的基建處處長，雖然不是中共黨員，也不是該大學的領導班子成員，但屬于該大學中層管理人員，且承擔著基建管理和招標等重要職責，屬于行使公權力的公職人員，所以也屬于監察對象，其職務違法犯罪行為應當由當地紀檢監察機關依法調查處置。

將公辦的教育、科研、文化、醫療衛生、體育等單位中從事管理的人員納入監察對象范疇，是我們黨和國家始終堅持黨的全面領導、堅持全面從嚴治黨、堅持以零容忍態度懲治腐敗的現實需要。黨的十八大以來，在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堅強領導下，我們黨加強自我監督、著力懲治腐敗、不斷正風肅紀，已經形成了懲治腐敗的壓倒性態勢。但也必須清醒認識到，全面從嚴治黨仍然任重道遠，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斗爭永遠在路上，當前反腐敗斗爭形勢依然嚴峻復雜，還需要我們繼續加強對所有黨員和行使公權力的公職人員的監督，通過教育和懲治相結合，堅持治標和治本相結合，不斷促進黨風政風的根本好轉。在這種形勢下，加強對教育、科研、文化、醫療衛生、體育等領域公辦單位中從事管理人員的監督，也是推進全面從嚴治黨向縱深發展的重要內容。教育、科研、文化、醫療衛生、體育等領域一方面是我們黨依法執政、通過各級政府履行社會管理職能的重要內容，另一方面也是涉及廣大人民群眾相關民生問題的重要內容。如果教育、科研、文化、醫療衛生、體育等領域出了問題，影響的不僅僅是部分機構的運轉、部分資金的管理，而是直接影響到人民群眾的獲得感，影響到人民群眾對黨和國家政府的認可，從根本上講是影響到我們黨的執政基礎的問題。所以，加強對教育、科研、文化、醫療衛生、體育等領域中從事管理人員的監督，就顯得尤為重要。必須通過加強監督，及時發現問題、糾正偏差、懲處極少數、教育大多數，確保相關領域始終在黨的集中統一領導下發揮作用，確保相關領域管理人員始終履職盡責、秉公用權、廉潔從業、積極作為，要通過這些領域有關人員的積極作為，為廣大人民群眾提供現實、可靠、合理、長久的社會服務和發展支撐，努力使人民群眾對美好生活的向往逐步實現。這是各級紀檢監察機關依法履行的監督責任，也是我們始終肩負的政治責任。

需要說明的是，實踐中有的紀委監委工作人員對于不擔任任何職務的普通教師和醫生是否屬于監察對象，有著不同的認識。有的同志認為，公辦教育和醫療單位的醫生和教師，即使不擔任任何職務，但其工作內容也具有管理公共事務的性質，而且在一些地區教育和醫療衛生領域收受“紅包”等不正之風比較嚴重，所以應當將普通教師和醫生也納入監察對象范圍，對其加強監督。而有的同志認為，普通教師和醫生從事的只是業務性技術性工作，不具有組織、監督和管理的內容，行使的不是公權力，不應將其納入監察對象范圍。對此，各級紀檢監察機關應當從兩個方面來把握。一是對監察對象要堅持動態識別原則，從“人”(公職人員)和“事”(行使公權力)兩個標準判斷，如果沒有行使公權力，就不是監察全覆蓋的對象;一旦從事與職權相聯系的管理事務，如采購、基建、招生等，就屬于監察對象。二是應當充分認識到紀檢監察機關是“監督的監督”，而不是要代替有關行業主管部門進行“管理中的監督”，對于不擔任任何管理職務的普通教師和醫生，如果其出現收受“紅包”等違紀違法問題的，首先應當是其主管部門進行管理和監督處置;如果主管部門不履行主體責任，對于自己主管范圍內的問題視而不見，或者是見而不處，則應當由紀檢監察機關對該主管部門黨組織和有關領導干部的失職瀆職行為、不作為問題進行監督，依法采取相應的調查處置措施。

——摘自方正出版社《<中華人民共和國監察法>案例解讀》